土壤污染危及农产品安全

  核心提示：近年来我国土壤污染形势持续恶化，局地、局部区域土壤污染隐患突出，已构成对农产品安全的实质威胁，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迫在眉睫。多位专家学者表示，我国土壤修复工作面临多重困难、尚未真正起步，当前应着力解决加快立法、完善标准、提高技术三个基础问题，切实推进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落实。

  国家环保部、国土资源部近期发布调查公报显示，目前全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达16.1%，其中轻微、轻度、中度、重度污染点位分别占12.1%、2.3%、1.5%和1.1%。此外，国家环保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1年对284个工矿企业周边土壤监测发现，土壤污染比例达31.9%，其中重度污染达13.5%。

  土壤酸化是污染的典型特征。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说，我国南方土壤本就呈酸性，但多年来大量施用化肥，以及酸雨影响，导致酸度明显地增加，部分地区土壤PH值平均下降0.5-0.7个PH单位，有些甚至下降2.1个PH单位。比如，湖南强酸性土壤(PH值4.5-5.5)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49.13万公顷，增加到2006-2010年的145.67万公顷，目前土壤酸化势头仍未扭转。

  有机质下降也是突出现象，它削弱了土壤对重金属的络合固定，威胁农产品安全。目前，东北黑土区的有机质含量已从开垦时的8%-10%降至2%-3%。

  专家认为，化肥、农药使用过量、不科学，导致土壤污染形势持续恶化。1984年以来，我国氮肥、磷肥用量显著增加，目前平均用量达400千克每公顷(东部局部地区高达600千克每公顷)，是世界公认警戒上限的1.8倍，是欧美平均用量的4倍。

  另外，尽管我国淘汰、禁用了有机氯、有机磷等剧毒高残农药，人畜中毒事件下降、粮菜农残合格率上升，但农药用量仍是世界中等水准的2倍。农业病虫害预警、科学合理用药的技术指导不足，物理、生物领域的绿色防治病虫害方法研究和推广不够，使得农产品仍旧严重依赖农药、抗生素和植物生长调节剂。

  土壤污染已对农产品安全构成实质威胁。2013年国家环保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全国蔬菜种植区采集了4910个点位数据，发现超标点位1188个、占比24.2%，重金属污染率达到17.5%，有机污染达到7.9%。

  2011年，农业部对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四川重点污染区88个县的230多万亩水稻田实地调查发现，超标面积160.8万亩，超标率67.8%，其中镉污染最突出，其次是砷、镍、铜、汞、铬。专家觉得，2013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湖南镉大米事件表明，土壤污染隐患正逼近集中爆发期。

  我国土壤修复工作是最近几年才获得政府、民众和研究人员关注，但业内人士和专家觉得，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面临多方面难题，土壤修复尚未真正起步。

  一是土壤污染详细情况缺少详查、底数不清。业内人士指出，目前职能部门仅有“调查统计公报”进行土壤质量检验，但调查频次少、点位稀疏，调查的最终结果与具体地块的真实的情况很难挂钩。

  魏复盛以重金属污染为例分析说，重金属含量超标与否、属于何种等级，超标原因来自“高背景值”还是“人为活动污染源”，金属有效态含量是否超地表水水质标准，种植出产的粮食、蔬菜是否超标、超标程度等基本情况都较模糊，亟待广泛进行“采样监测”，对污染物种类、浓度、污染范围做出具体评估，“摸清家底才是制订可行性方案的大前提”。

  二是针对性监督管理体系空白。目前，土壤污染以环保部门作为统一管理部门，但监管专业队伍“几乎尚未建立”，其与“污染形成上游”涉及的发改、农业、国土部门，以及工信、卫生、科技等外围部门，也未形成互通、联动的管理机制。

  监管长期缺位，导致土壤污染“旧账未还、又欠新账”，形势越发严峻。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副处长丁敏说，当前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依旧巨大，矿产资源开发中环境问题依旧突出，农药化肥依旧过量使用，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形势“目前来看拐点很难出现”。

  三是有关规定法律法规、标准建设不健全。丁敏指出，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，应与《环境保护法》及其他有关规定法律为伍，受《宪法》统帅，成为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的“行政法规”“地方性法规”“部门规章”的上位法，但目前这部法律仍未出台，阻碍了各项“下位法”指导实际工作。

  此外，相关法律缺失，还堵塞了土壤修复的资金通道。业内人士透露，2014年有关部门在湖南、河南进行立法调研时，所到市县均反映，土壤污染防治、修复最突出的障碍就是缺钱。

  四是土壤修复技术、装备、药剂研发储备不足，技术成熟、经济适用的土壤修复体系尚未出现，少数成功的土壤修复项目，多是在局部地区很小范围内进行“试验性修复”。

  针对土壤污染形势，受访专家学者建议加快解决三方面基础问题，推进土壤污染修复步入实质进展。

  其一，加强土壤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工作。业内人士介绍，国家已将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纳入计划，前期已做大量工作，但整体进度缓慢，有关部门责任义务不清，围绕《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立法根本原则、立法目的、政府和企业责任以及具体法则的争议不断。当务之急，宜组织环保、农林、卫生、科技、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职、协同配合，加快土壤污染立法进度，实现气、水、固废、土壤污染同防同治。

  其二，借鉴国外“双指标”和“分级标准”的经验，组织研究修制订土壤环境品质衡量准则。魏复盛建议，建立重金属污染全量和可溶态的双指标标准体系，这样既能判断土壤污染程度、危害程度，也可当作土壤修复的评价依据。在“双指标”基础上，再根据国情和地方实情研究制订分级标准体系，为土壤的分级开发利用和土壤污染的修复治理提供标准性依据。

  中节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胡清认为，还应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、具备可操作性的土壤修复标准体系，包括政治体系、管理体系、技术体系、培训体系等方面内容。

  其三，加强土地污染修复的研发技术和示范，规范市场秩序，提高技术准入门槛，提升公司社会责任，并推广土壤修复的成功案例。

  李广贺说，目前我国土壤污染修复工作的技术软肋很突出，往往就事论事解决、缺乏创新思路，“必须培养土地污染修复工程高层次的设计和策划队伍，培育创新性和引领性的工程思维，能够在绿色修复、低成本修复方面提出新理念。”(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