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布时间:2024-02-25 来源:杏彩平台登录
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为用户更好的提供“爱快检”重金属检测服务后,刘明才真正直观地感受到食品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严重性。
虽然国家已下大力度监管、整顿食品市场,但用户送来的食物中,仍有不少检出了重金属——从胡萝卜、葡萄干到每天离不开的主食大米,就连某个大品牌的龙井茶都含有大量铝,摄入过多会导致帕金森症。党参、当归、枸杞等中草药也出现过问题。
而一部分所谓的绿色食品也不见得靠谱。有机食品价高量少,一些无良业者靠承包生产有机食品的土地拿到相关资格,然而真正出售的,是贴着绿色食品标签的非有机食品。对这种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手段,普通消费者根本没办法鉴别。
“土壤和水被重金属污染,后者被植物的根系吸收,进而被人体摄入。重金属就是慢性毒药,长期积累,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。”刘明说,人体无法代谢重金属元素,它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损害,会让人变得迟钝。
刘明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,国内普遍重视农药残留问题,却对重金属知之甚少。但随着深圳血铅儿童、“镉大米”等事件不断被曝光,这样的一个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。
“深圳血铅儿童的概率大约是3%,但对每个受害的家庭和孩子而言,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的。事故发生后亡羊补牢,伤害已造成了。”初为父母的刘明夫妇,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“吃得踏实”的重要性。
“以前中国人穷,没条件考虑远期风险,只能将就着先顾眼前,填饱肚子再说。”刘明说,“现在,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了这个条件,却没办法讲究。”
在目前条件下,公众若选择相关机构检测重金属,只能单独就某一种或几种元素提出申请,每种收费150元,还得等5个工作日。100多元买来的奶粉花上千元去检测显得有些荒谬,而且这种检测只对样品负责,概不退还。
因此,当刘明萌生在这样的领域创业的念头时,妻子“没有一点犹豫”就支持他了。在这对夫妻看来,“科技以人为本,技术不是发文章、谈问题,而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”。
北京大学物理学本科,1997年大三时被保送到瑞典皇家工学院留学,2004年赴美国读博士后,2006年回国后先后在高校、国企、外企工作……从无可挑剔的履历来看,刘明是当之无愧的“学霸”。
因此,他从事这项“智力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”的事业顺理成章,不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他也尽量将工作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,争取周末能在家陪伴孩子,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。
2013年,刘明着手利用业余时间研发重金属检验测试仪器,2014年就有了初步成果并成立公司。“以前没有民间组织做这件事,它对行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。”他认为。
在推出的“爱快检”服务中,用户只需将要检测的物品邮寄过来,花19.9元的检测费用,就能在手机上收到完整全面的检测报告,而且样品不会被污染,还能继续使用。
“以前,有不少非专业的顾客告诉我,很多机构出的报告太专业,不容易看懂,所以我认为民用设备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——这是啥东西?怎么操作?安不安全?”经过不断的产品改进、减少相关成本,刘明推出的家庭型重金属检测仪体积更小、速度更快、价格更低,摁一下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出结果,价格约一两万元。他希望“让检验测试手段从实验室走向家庭,就像古人用的银筷子,十分便捷”。
地沟油问题集中曝光时,刘明曾计划开发带有传感器的筷子,帮人们保护自身,但身边的朋友都表示,这么做就没法出去吃饭了,因为不少小馆子的菜只能眼不见为净。食物的重金属检测也面临同样的难题。
如今,刘明已着手与食品供货商探讨合作事宜,计划在北京市内各处布点,为广大购买的人提供安全放心的茶叶、油品和水果蔬菜。在他看来,“检测不是目的,目的是提供安全的选择,解决健康问题”。
在瑞典留学期间,刘明走访过不少欧洲国家。它们的食品安全标准、监管都十分严格,吃有机食品的观念早已普及。所以,刘明更加坚定了学成回国的决心,让国人也吃上安全、健康的食品,培养国人注意食品安全。2006年,而立之年的刘明毫不犹豫地回国,恰逢中国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。
“联想收购IBM的PC部,对美国冲击非常大;申奥成功、载人飞船上天更是让欧洲和日本为之震撼。”见识过“资本主义国家”的刘明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,“所有人都在谈论,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。”
十几年间,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北京读书时,北大同学毕业后最大的愿望是攒一万多块钱、买一台自己的电脑,当时能进华为赚每月4000元已是高薪;而中关村那时每平方米6000元的房价,如今更是翻了10倍。当时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学了高能物理,却在美国经济衰退、削减科研经费时不得不谋求转型;在美国熬到拿绿卡再回国的海归,发现时代变迁后买房成了难事。
“人生需要踩住正确的时间点。个人努力在大时代面前太微不足道了。”他十分感慨,“游戏规则随时在变,成功无法复制,很难重复前人的路。”
在妻子看来,创业就是不断投入的过程,“摸着石头过河,急不得”。但刘明对这个市场信心十足,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全面盈利。
“富起来的人都想活得长久、健康,普通家庭也可以从孩子做起,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”他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,“中国人有节俭的传统,75%的钱花在最后几年。但因病致贫是无底洞。与其把钱花在治病上,不如用来吃好的食物。”
贵的东西不一定安全,但安全的东西由于产量小、甄别难,价格通常比较贵。毕竟在中国,“没污染的土地是稀缺资源”。刘明认为,随着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,重金属检测也会完成“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的变化”。就像一开始卖四五千元的苹果手机消费者接受不了,但现在观念已转变,电脑便宜、手机贵成为常态。
“好山好水本身就是生产力。”他对《青年参考》记者说,安全食品的市场很大,中国人将来都会选择安全食品。
有了孩子后,先后在欧洲和美国留学9年的物理学博士后刘明,开始关注起“食品重金属污染”问题。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,开发出家用的重金属检测仪器,还在微信平台上推出相关服务,希望能让老百姓吃得安全、放心。
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为用户提供“爱快检”重金属检测服务后,刘明才真正直观地感受到食品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严重性。
虽然国家已下大力度监管、整顿食品市场,但用户送来的食物中,仍有不少检出了重金属——从胡萝卜、葡萄干到每天离不开的主食大米,就连某个大品牌的龙井茶都含有大量铝,摄入过多会导致帕金森症。党参、当归、枸杞等中草药也出现过问题。
而一部分所谓的绿色食品也不见得靠谱。有机食品价高量少,一些无良业者靠承包生产有机食品的土地拿到相关资格,然而真正出售的,是贴着绿色食品标签的非有机食品。对这种“挂羊头卖狗肉”的手段,普通消费者根本没办法鉴别。
“土壤和水被重金属污染,后者被植物的根系吸收,进而被人体摄入。重金属就是慢性毒药,长期积累,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。”刘明说,人体无法代谢重金属元素,它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损害,会让人变得迟钝。
刘明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,国内普遍重视农药残留问题,却对重金属知之甚少。但随着深圳血铅儿童、“镉大米”等事件不断被曝光,这个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。
“深圳血铅儿童的概率大约是3%,但对每个受害的家庭和孩子而言,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的。事故发生后亡羊补牢,伤害已经造成了。”初为父母的刘明夫妇,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“吃得踏实”的重要性。
“以前中国人穷,没条件考虑远期风险,只能将就着先顾眼前,填饱肚子再说。”刘明说,“现在,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了这个条件,却没办法讲究。”
在目前条件下,公众如果选择相关机构检测重金属,只能单独就某一种或几种元素提出申请,每种收费150元,还得等5个工作日。100多元买来的奶粉花上千元去检测显得有些荒谬,而且这种检测只对样品负责,概不退还。
因此,当刘明萌生在这个领域创业的念头时,妻子“没有任何犹豫”就支持他了。在这对夫妻看来,“科技以人为本,技术不是发文章、谈问题,而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”。
北京大学物理学本科,1997年大三时被保送到瑞典皇家工学院留学,2004年赴美国读博士后,2006年回国后先后在高校、国企、外企工作……从无可挑剔的履历来看,刘明是当之无愧的“学霸”。
因此,他从事这项“智力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”的事业顺理成章,不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他也尽量将工作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,争取周末能在家陪伴孩子,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。
2013年,刘明着手利用业余时间研发重金属检测仪器,2014年就有了初步成果并成立公司。“以前没有民间组织做这件事,它对行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。”他认为。
在推出的“爱快检”服务中,用户只需将要检测的物品邮寄过来,花19.9元的检测费用,就能在手机上收到完整全面的检测报告,而且样品不会被污染,还能继续使用。
“以前,有不少非专业的顾客告诉我,很多机构出的报告太专业,不容易看懂,所以我认为民用设备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——这是什么东西?怎么操作?安不安全?”经过不断的产品改进、降低成本,刘明推出的家庭型重金属检测仪体积更小、速度更快、价格更低,摁一下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出结果,价格约一两万元。他希望“让检测手段从实验室走向家庭,就像古人用的银筷子,非常方便”。
地沟油问题集中曝光时,刘明曾计划开发带有传感器的筷子,帮人们保护自己,但身边的朋友纷纷表示,这么做就没法出去吃饭了,因为不少小馆子的菜只能眼不见为净。食物的重金属检测也面临同样的难题。
如今,刘明已着手与食品供货商探讨合作事宜,计划在北京市内各处布点,为消费的人提供安全放心的茶叶、油品和水果蔬菜。在他看来,“检测不是目的,目的是提供安全的选择,解决健康问题”。
在瑞典留学期间,刘明走访过不少欧洲国家。它们的食品安全标准、监管都十分严格,吃有机食品的观念早已普及。所以,刘明更加坚定了学成回国的决心,让国人也吃上安全、健康的食品,培养国人注意食品安全。2006年,而立之年的刘明毫不犹豫地回国,恰逢中国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。
“联想收购IBM的PC部,对美国冲击非常大;申奥成功、载人飞船上天更是让欧洲和日本为之震撼。”见识过“资本主义国家”的刘明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,“所有人都在谈论,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。”
十几年间,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北京读书时,北大同学毕业后最大的愿望是攒一万多块钱、买一台自己的电脑,当时能进华为赚每月4000元已是高薪;而中关村那时每平方米6000元的房价,如今更是翻了10倍。当时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学了高能物理,却在美国经济衰退、削减科研经费时不得不谋求转型;在美国熬到拿绿卡再回国的海归,发现时代变迁后买房成了难事。
“人生需要踩住正确的时间点。个人努力在大时代面前太微不足道了。”他十分感慨,“游戏规则随时在变,成功无法复制,很难重复前人的路。”
在妻子看来,创业就是不断投入的过程,“摸着石头过河,急不得”。但刘明对这一个市场信心十足,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全面盈利。
“富起来的人都想活得长久、健康,普普通通的家庭也可以从孩子做起,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”他告诉《青年参考》记者,“中国人有节俭的传统,75%的钱花在最后几年。但因病致贫是无底洞。与其把钱花在治病上,不如用来吃好的食物。”
贵的东西不一定安全,但安全的东西由于产量小、甄别难,价格通常比较贵。毕竟在中国,“没污染的土地是稀缺资源”。刘明认为,随着时下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,重金属检测也会完成“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的变化”。就像一开始卖四五千元的苹果手机消费者接受不了,但现在观念已转变,电脑便宜、手机贵成为常态。
“好山好水本身就是生产力。”他对《青年参考》记者说,安全食品的市场很大,中国人将来大部分会选择安全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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